我在第一次填的时候，身边村长家的二小子跟我说，我们都是贫农，你的是地主。我很耻辱，也很无奈。只好填上了地主。一个十三岁的孩子，成了小小的地主。

当然，我爸爸说，不对，你别乱填。应该填革干。就是革命干部。我知道了，但是每次填到家庭出身这一栏，我想到的都是地主。因为这不是空穴来风，我爷爷是地主。当时是1980年左右，文革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佘毒。

据说，原来我们家的土地是村里最多的。我们家的房子后来成了生产队里的大队部。我们家住到了小厢房里。从一些书里知道，我们家就是那用“万恶”来形容的那种人。我很难过。

从我奶奶的嘴里，我又知道，我们家世世代代拼命干活，到了我太爷这一辈，一点一点地攒下了近五十亩薄地。每天五点，我的爷爷就下地里干活。家里倒是确是有两个长工，但长工并非如后来所形容“吃的是猪狗饭，干的是牛马活”，“吃不好，他们干不动活呵”，我奶奶后来说。

文革之后，我们家六口人，住在一间房子里。此时，我们的六间房子已经属于一位贫农。但他不住，他另有房。地主家的房便空着。于是，我爸开始想办法。我爸是老师，一个月二十九块钱工资。最后，花了八百三十元，恳求那位贫农，让我们住进原本属于我们的房子。现在这房子成了我们村子最老的房子，还在。但住了几年，兄弟姐妹们考上大学，到了北京，房子又空着了。

在北京，我即将有一间我自已的房子，但愿我不象我爸一样，最后花钱把自已的东西再买回来，因为这是世上最不公平的交易。

就这样，而立之年，我成了一名，业主。我是多么的不喜欢这个名字呵。一个从小学就开始当地主的人，一个曾经恨过这个名词的孩子，在他拥有一席之地的时候，他意识到了，他的理想，就是让他的孩子在家庭出身这一栏堂堂正正地填上，填上两个字，地主。

只可惜，这一栏现在没有了。